气得发抖！乾隆重臣立的碑，200年安然无恙，咋在新公园里断了？
有些地方，你以为再去还和从前一样，结果现实能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十几年前，我头一回去商洛，山路绕得人晕头转向，就是为了亲眼瞅瞅那个传说中的四皓墓。
那时候，地方还没怎么开发，整个墓园子透着一股子荒凉又真实的历史劲儿。就在一堵破墙根底下，孤零零地立着一块石碑，上头“汉四皓墓”四个大字，是清朝乾隆爷那时候的陕西巡抚毕沅题的。那感觉，绝了，就像是跟几百年前的老古董打了个照面，特有味儿。
一晃十多年过去，前阵子我又溜达到商洛，听说那儿修了个气派的四皓公园，心想这回可得好好看看。
公园是真漂亮，绿树成荫，小桥流水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可我走到墓前，一眼就看到了那块老石碑，当时我这心啊，就跟掉冰窖里一样，凉了半截。
好家伙，那石碑竟然从中间齐刷刷地断了，成了两半，孤零零地躺在草地上。中间还崩掉了一大块，像是被人硬生生啃了一口。原本青灰色的老皮子，现在也变得土黄土黄的，跟刚从泥里刨出来似的。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，脑袋里嗡嗡的，就一个念头：这十几年，它到底遭了什么罪？
这可不是一般的石头疙瘩，这是毕沅的碑。
说起毕沅这个人，那在清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他可不是个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官，人家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郎，学问做得顶天了。他当官，一路干到陕西巡抚，管着一省的军政大权。但他心里最放不下的，还是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历史遗迹。
他有个癖好，就是走到哪儿，看到哪个名人墓葬快被荒草埋了，就自掏腰包或者动员地方，给人家修缮一下，再亲笔题写一块碑立上。他写的字，是工工整整的隶书，沉稳大气。他搞这个事，不是为了显摆自己，是真打心眼儿里敬畏历史。他主持编修的《续资治通鉴》，到现在都是研究历史绕不开的大家伙。
毕沅这一辈子，在陕西各地立了少说也有几十块碑，给黄帝、给司马迁、给蔡伦……个个都是青史上留了名号的大人物。这些“毕沅碑”本身，就成了文物，是那段历史的见证。
可眼前这块，就这么废了。断口处，能看到有人用白色的胶状物给粘了粘，可那缺失的一大块，让“陕西巡抚”几个字都残缺不全，看着就跟一张被人撕碎了又胡乱拼凑起来的旧照片，别提多别扭了。
当年立碑的商州知事娄杰，要是泉下有知，看到自己当年费心费力竖起来的宝贝疙瘩成了这副模样，估计得气得从坟里爬出来。
再说这墓里躺着的“四皓”，那也不是一般人。这四位老先生，叫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甪里先生，是秦末汉初天下闻名的四个大学问家。
当年刘邦得了天下，想请他们出山辅佐自己，四位老爷子压根不搭理他，说我们看不上你这个流氓皇帝，宁可在商山上采芝、钓鱼，过自己的清净日子。刘邦碰了一鼻子灰，也没办法。
后来，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，改立自己宠爱的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。吕后急了，到处找人想办法。谋士张良给她出了个主意，说你得想办法把商山四皓请出山，让他们天天陪着太子读书。这四位名满天下，连皇上都请不动，要是他们都认可太子，那太子的位子就稳了。
吕后也是下了血本，又是送礼又是派太子亲自去请，言辞恳切，姿态放得极低。四位老先生一看，觉得这太子刘盈仁厚恭谦，值得一帮，就答应出山了。
在一次宴会上，刘邦看到太子身后跟着四个白发苍苍、仙风道骨的老头，一打听，嘿，竟然是自己当年请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。他当时就明白了，太子羽翼已丰，动不了了。他对戚夫人说：“我想换掉他，可那四个人都来帮他了，翅膀硬了，唉，你以后就跟着他跳舞吧。”这事儿，直接保住了汉惠帝的江山。
这么四位连开国皇帝都得敬三分的人物，他们的安息之所，配得上毕沅这样的大官来给立碑。
可就是这么一块有故事、有来历、有分量的石碑，在安然度过了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，偏偏在环境优美、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公园里，落得个“身首异处”的下场。
这事儿，你说怪谁？是修公园的工人不小心碰倒了？还是哪个熊孩子手欠给推倒了？或者是在所谓的“保护”过程中，方法不对，好心办了坏事？那层土黄的颜色，让人不禁怀疑，它是不是在施工期间被埋进土里，后来又被粗暴地挖了出来。
想想毕沅给汉中那位造纸的蔡伦立的碑，至今还保存得相当完好，成了当地一个响亮的文化符号。两块碑，同一个“爹”，命运却天差地别，真是让人五味杂陈。
我不是说修公园不好，把一个荒草丛生的地方变得整洁漂亮，让更多人能走近历史，这初衷绝对是好的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在追求“新”和“美”的时候，是不是把最重要的那个“真”字给弄丢了？
那块断裂的石碑，就像一道刺眼的伤疤，刻在了崭新的公园脸上。它无声地诉说着一种尴尬：我们有钱有技术把环境修得美轮美奂，却没有能力，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敬畏心，去守护好一件脆弱的老物件。
有时候，最好的保护，或许就是不去打扰。让它在原来的地方，带着一身尘土和青苔，静静地站着，那份饱经沧桑的厚重感，比任何光鲜亮丽的修复都更有力量。
这事儿，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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